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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山地歷史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初論

西南山地歷史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初論

周高亮(故宮博物院)

陸韻羽(重慶歷史名人館)

 

摘要:西南山地生態復雜,同時又具有人文資源豐富、人口稠密而經濟發展緩慢的特點。因此,其歷史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須按不同類型,并針對不同類型提出不同的路徑,核心策略則是保護山地文化的多樣性和獨特性,從而達到最大限度保護、繼承山地自然遺產和人文資源之目的。

關鍵詞:西南山地;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

 

 引言

作為山地人文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西南山地中的歷史文化遺產因其所處的特殊地形和自然環境,其歷史人文內涵與自然環境相互融合,從而具有獨特的歷史文化價值、山地景觀價值以及山地文化生態環境價值,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

目前針對山地歷史文化遺產的研究主要偏重于技術層面,即遺產本體的保護和利用層面。城鄉規劃方面運用成熟的遺產的價值評估、保護范圍劃定以及保護原則和保護方法等方面對山地文化遺產的規劃的研究已相對成熟完整,[1]旅游開發方面也有對山地文化遺產的開發模式做出探討,[2]但是文化遺產角度出發對于山地歷史文化遺產產生的背景、源流、歷史脈絡、價值的全面化以及保護和利用的可持續性的研究卻寥寥無幾。

 西南山地的地理界定和環境特征

我國是一個多山的國家,我國國土面積的67%是山地。[3]山地是一種特殊的地形地貌,狹義上的山地指“海拔高度一般在500米以上,相對高度大于200米,為具有獨特氣候、水文、土壤和生物群落特征的區域”。[4]廣義上的山地“泛指具有較高的海拔高度與地形起伏的地貌,包括自然地理學上的山地、丘陵和崎嶇不平的高原等”。[5]

而本文所指西南山地,是以西南地區除青藏高原高山地區以外的兩大地形單元為核心的山地丘陵地帶:一是巴蜀盆地及其周邊山地。主要范圍包括四川省中東部、貴州省中北部、云南省東北部和重慶直轄市大部。二是云貴高原中高山山地丘陵區。主要范圍包括貴州全境與云南省的中南部和中東部。

西南山地地形、地貌和地質條件構成復雜,生態敏感脆弱、氣候環境多變災害頻繁,從海拔幾百米的干熱河谷一直到海拔7000米以上的極高山地,分布著從河谷季風雨林一直到高山苔原幾乎所有的植被類型,西南季風和東南季風受到青藏高原的阻擋,在其邊緣地區形成世界少有的副熱帶多雨區,該地區的復雜地形和有利的濕熱條件獨特結合,這種多云潮濕的封閉環境致使該地區的高山植被十分茂盛,滋養大片的森林,生物多樣性極其豐富,擁有大量的特有動植物物種,是世界溫帶區域物種最豐富的地區,這也使中國西南山地是國際環保組織公布的世界34個生物多樣性熱點之一。同時,又具有自然人文資源豐富,人口稠密而經濟發展緩慢的特點。

 西南山地歷史文化遺產概述

“文化遺產”是近年來受到社會各界廣泛重視的話題與領域。所謂“文化遺產”,是指由先人創造并保留至今的一切文化遺存,分別被表述為物質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文獻遺產和文化景觀類遺產等。[6]它是一個地區、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極為重要的文化資源和文化競爭力的構成要素。

1972年11月16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簡稱《世界遺產公約》)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上獲得通過,從而拉開了世界范圍內文化遺產保護運動的序幕;2003年10月17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正式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又提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定義,使文化遺產保護領域更為廣泛而全面。中國擁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文化遺產,進入21世紀以后,我國的文化遺產保護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發展更為迅速。2005年12月,國務院下發了《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這標志著我國文博界通過對國際上“文化遺產”先進理念的吸納并結合中國的自身實際情況,以政府文件的形式給予“文化遺產”以界定:“文化遺產”包括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兩部分。這一“文化遺產”內涵的建構,對推動我國文化遺產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我們過去對“文物保護”的界定與研究,始于1961年3月4日,國務院發布《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1982年11月,由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其后歷經多次修訂。從這些歷史文本可以看到“文物保護”概念的變遷,過去關注是單體的孤立的靜態物質依存,而“文化遺產保護”從范圍和尺度上都拓展了“文物保護”的概念,更關注遺產的系統性、遺產與生存環境的原真性與協同性;既關注遺產本身的建構,也關注文化遺產與其他社會系統的密切互動等等。而且“文化遺產”觀念比之“文物”觀念在時間、空間、結構、功能、內涵、價值等多方面具有更加開放的視野,[7]也因此,關注和梳理文化遺產產生和存在的源流,關注其生存的系統性環境,也成為文化遺產保護領域嶄新的課題。筆者認為,提出關于西南山地特有文化遺產的研究,正是文化遺產研究、保護與利用走向縱深的必由之路。

總結迄今為止理論到實踐對“文化遺產”的界定,[8]同時結合西南山地特有的人文與自然環境特點,這一研究領域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數量龐大的西南山地地區內各類不可移動文物的歷史源流以及保護利用;其次,各類表現山地自然與歷史人文環境的可移動文物;其三,各類與山地自然環境存在深刻交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第四,各類山地歷史文化名城(街區、村鎮)的研究。第五,各類西南山地產業遺產。

(一)西南山地物質文化遺產

從傳統的文物保護角度,西南山地特有的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可以分為不可移動文物與可移動文物兩大類別。在不可移動文物研究與保護的領域可以遵循傳統的理論、方法以及保護與利用的技術手段,即重復文物研究——確定保護層級——納入文物保護體系的路徑。目前,西南地區(四川、重慶、貴州、云南)四省區共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385處。[9]數量眾多,分布廣泛,對其內容與價值的研究基礎相對薄弱,更難以說的上對其歷史文化價值的全面保護。

在可移動文物保護方面,2017年,歷時5年的全國第一次可移動文物普查結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各地陸續將在普查成果基礎上進行文物的進一步保護和利用。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定義:非物質文化遺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所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體系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各個群體和團體隨著其所處環境、與自然界的相互關系和歷史條件的變化不斷使這種代代相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創新,同時使他們自己具有一種認同感和歷史感,從而促進了文化多樣性和激發人類的創造力。

從山地自然環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交融的角度考察,據筆者不完全統計,符合該定義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至少有以下幾類:

為克服山地惡劣交通條件誕生的勞動號子:巴山背二歌、川江號子、梁平抬兒調、巫山龍骨坡抬工號子等。

為適應山地地形條件而誕生的營造技藝:土家族吊腳樓營造技藝、侗族木構建筑營造技藝。

為利用山地物質條件進行生產活動的生產工藝:安岳和白花石刻工藝、井鹽深鉆汲制技藝。

 

 

(三)西南山地線性文化遺產

線性文化遺產主要是指在擁有特殊文化資源集合的線形或帶狀區域內的物質和非物質的文化遺產族群,往往出于人類的特定目的而形成一條重要的紐帶,將一些原本不關聯的城鎮或村莊串聯起來,構成鏈狀的文化遺存狀態,真實再現了歷史上人類活動的移動,物質和非物質文化的交流互動,并賦予作為重要文化遺產載體的人文意義和文化內涵。

近年來,隨著線性文化遺產研究的逐漸深入,西南地區一些具有重要歷史文化內涵的線性文化遺產那得到了廣泛的承認和關注,其作為文化線路的價值得到了新的認識。

 

(四)西南山地文化景觀遺產

文化景觀遺產是指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世界遺產委員會確認的人類罕見的、目前無法替代的文化景觀,是全人類公認的具有突出意義和普遍價值的“自然和人類的共同作品”。

2013年6月,云南紅河哈尼梯田被列入世界文化景觀遺產,成為世界遺產的一員。此外,在文化遺產保護理念的指導下,按照文化景觀遺產的定義與內涵,已經有研究者開始重視以“文化景觀”[10]“歷史聚落”[11]的視角對西南山地存在的文化遺產聚落進行研究,從而達到其整體性保護與利用的目的。目前,從文化景觀視角出發對西南山地文化景觀涌現了豐富優秀的的研究,包括:川江流域歷史城鎮碼頭地段文化景觀、[12]西南山地傳統商貿城鎮文化景觀、[13]西南山地傳統軍事城鎮文化景觀、[14]西南山地歷史城鎮街巷空間[15]等歷史聚落文化景觀遺產的研究,也有提出多元多民族背景下的西南山地文化景觀[16]和非物質文化景觀[17]的研究。

(五)西南山地產業遺產:農業遺產、工業遺產和商業遺產

近年來,隨著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逐步發展,產業遺產已經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從人類社會的歷史和現實考察,產業遺產主要存在三大類型,即農業遺產、工業遺產和商業遺產。

農業遺產,是指人類在長期農業生產實踐中以其深邃的文化和智慧創造出的人與自然和諧、可持續的生產體系。目前經農業部認定并公布的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已有三批共36處,其中西南地區有一處,即云南紅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統。除此以外,還有到廣泛關注的川西林盤等類型的地方性農業遺產。

工業遺產概念,最早成型于2003年6月,在俄羅斯舉行的國際工業遺產協會全體代表大會上通過了專門為工業遺產問題制定的《下塔吉爾憲章》,并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批準實施。工業遺產關注的主要是自18世紀后半葉工業革命開始直到當代人們在工業活動中創造并保留的文化遺產。這類遺產擁有特定的歷史價值、技術價值、社會價值、建筑價值和科學價值。由于工業遺產事業的興起,“工業考古學”也隨之誕生,這是一門研究所有工業證據的交叉學科,既研究物質證據,也研究非物質證據,比如與工業活動相關的檔案、文物、宗教習俗、建筑物、人類定居點、自然與城鎮景觀等。在西南地區,最為重要的工業遺產有兩大研究領域,即抗戰時期工業遺產以及三線建設工業遺產,目前已建成并開放了攀枝花三線建設博物館,重慶工業遺產博物館項目也正在籌建當中。

“商業遺產”的研究工作,目前主要是對“中華老字號”遺存的調查和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對于西南地區,最為重要的商業遺產是與水陸交通相關聯的商貿古鎮。在西南山地,由于山水交通的阻隔,星羅棋布于山水之間的傳統“場鎮”便成為了商業貿易的節點,其作為文化遺產的內涵又與文化線路遺產緊密聯系。以成都龍泉驛區洛帶古鎮、重慶沙坪壩區磁器口古鎮等為代表。

 

 

 結語

文化遺產與自然環境的互動關系是文化遺產本身特征性和地域性產生的前提。在認識這一問題上,首先要將文化遺產看做是“活態”的傳承,是從歷史中走來,向未來而去的具有自身存在于發展邏輯的文化系統。

文化是適應于外界環境的系統,系統的各個部分相互關聯相互依賴,維持著系統的正常運轉,因此,在看待處于同一時空的文化遺產時,應當意識到我們面對的不僅僅是文化遺產本身,更面對著文化遺產與其創造者背后的整個生態系統。

不論是物質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還是文化線路,都是人類社會本身在一個不斷拓展和延續的空間與時間中留下的痕跡,這個痕跡必定是人類所創造的文化對于外界環境的適應的反應,也是一個文化系統的組成部分。物質文化遺存,不論其是否由其現存空間居住的人群及其先祖所創造,其所在的空間也決定了它必然與它所在空間居住的人群發生聯系,這種聯系隨著時間的流逝也伴隨著特定人群[18]對它歷史內涵的再賦予,從而使其成為特定人群生存環境的有機部分;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更是原住民對于應對生存環境的更直接反應與參與,與一個社區的整體生態環境和原住民的生活密切相關;從歷史時期以來形成的特定文化線路就是這個生態系統最大的擾動者和長時間文化進程的最大動力來源之一。[19]

無論什么類型的文化遺存,其產生、存在與發展,都深深根植于其所處的自然與人文環境之中。西南山地這一特殊的自然環境更是對歷史文化遺產的形態和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各個類型的文化遺產的研究都因根植于其歷史文化內涵的研究,其歷史文化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交融的。以西南山地傳統商貿城鎮為例,在西南地區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名鎮中,大研古鎮位于云南省麗江壩中部,是依托茶馬古道發展起來的商貿重鎮,是位于茶馬古道上川、滇、藏三省交接的交通要沖,對其歷史文化遺產內涵的研究便包括了文化線路、文化景觀、商業遺產等多個研究領域。

由此,西南山地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利用,應當是建立在山地遺產特征保護的基礎上對其多元化價值進行全面的詮釋與展示,其核心策略是保護山地文化生態的多樣性與獨特性,從而達到保護山地文化遺產的全面價值進而傳播、繼承山地遺產自然和人文內涵的目的。

 

注釋

 

  [1] 李和平、徐娜:《基于資源整合的山地遺產展示規劃方法研究》,《中國園林》2013年第2期。
[2] 閆麗麗:《山地型世界遺產地保護性旅游開發三元模式研究》,第8頁,碩士學位論文,成都理工大學,2013年。
[3] 趙萬民:《我國西南山地城市規劃適應性理論研究的一些思考》,《南方建筑》2008年第4期。
[4] 夏征農、陳至立 主編:《辭海》,第1959頁,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
[5] 黃光宇:《山地城市學原理》,第3頁,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6年。
[6] 賀云翱:《文化遺產學初論》,《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
[7] 同[6]。
[8] 《世界文化遺產公約》“第一條”對“文化遺產”的內涵做了界定,即包括文物、建筑群、遺址三方面,《國務院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將物質文化遺產界定為“指具有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的文物,包括古遺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石刻、壁畫、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動文物;歷史上各時代的重要實物、藝術品、文獻、手稿、圖書資料等可移動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樣、分布均勻或與環境景色結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歷史文化名城(街區、村鎮)”等。
[9] 本文數據及表格均為筆者依據公開資料統計所得。
[10]“文化景觀”是人類在地表活動的產物,是自然風光、田野、建筑、村落、廠礦、城市、交通工具和道路以及人物和服飾等所構成的文化現象的復合體,反映文化體系的特征和一個地區的地理特征。是“自然與人類的共同結晶”,由此,它與通常意義上的“物質文化遺產”形成了形態與結構上的差異,從而代表著一種新的相對獨立的遺產類型。
[11] 聚落是指人類聚居和生活的場所。歷史聚落指具有較長歷史時期人類聚居和生活的場所。本文所指歷史聚落,包括城鄉規劃學意義上的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以及城市歷史文化街區。
[12] 肖瑤:《川江流域歷史城鎮碼頭地段文化景觀的演進與更新》,第2頁,碩士學位論文,重慶大學,2014年。
[13] 徐娜:《西南山地傳統商貿城鎮文化景觀演進研究》,第17頁,碩士學位論文,重慶大學,2013年。
[14] 楊寧:《西南山地傳統軍事城鎮文化景觀演進研究》,第14頁,碩士學位論文,重慶大學,2013年。
[15] 馬宇鋼:《文化景觀視角下西南山地歷史城鎮街巷空間演進研究》,第43頁,碩士學位論文,重慶大學,2014年。
[16] 張祖群、趙榮:《多元文明交融視野下的文化景觀視點——以西南地區為例》,《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
[17] 殷潔:《西南地區非物質文化景觀在鄉村景觀規劃中的保護研究》,第23頁,碩士學位論文,西南大學,2009年。
[18] 指原住民、原住民的征服者、文化遺產長期擁有者等與文化遺產產生長期互動的人群。
[19] 陸韻羽:《古蜀道基于線性文化遺產的“三位一體”保護模式再探——以劍門蜀道為中心》,《中華文化論壇》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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